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有两种概念:向后看的概念(或回顾性)和前瞻性的概念(或前瞻性)[55,56]。回顾性视野是对不良生活方式或环境暴露的因果后果造成的有害影响的解释。根据这一观点，个人有可能选择那些促进健康的行为，并排除有害的行为。如果是这样，这个人将自动被认定为“好”公民。另一方面，一个表现出不健康习惯(如酗酒、吸烟、吸毒)的人会被污名化为“坏”公民，增加负罪感、受责备和受歧视的风险。正如本综述稍后讨论的那样，在这一点上应该谨慎，因为表观遗传修饰是否是个体自愿决定的结果，以及这些表观遗传改变对发病机制的因果关系仍不清楚[57]。个人的真正能力，甚至他们在一生中避免有害接触的机会，都应放在具体情况中考虑。
责任的前瞻性视野集中于谁应该采取未来行动来减轻不利的表观遗传效应的问题。在这一预期责任的范围内应考虑几个问题。坏习惯的确定性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吗?假设发生以下情况:临床应用中存在一种经过验证的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该标志物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有关，并且可以通过饮食干预恢复该生物标志物的健康价值，从而降低癌症风险。毫无疑问，这一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将为预防医学创造一个难得的机会。然而，在获得疾病风险预测检测后，个体是否会改变生活方式尚未确定[55]。目前的例子大多来自基于相关基因是否存在特定基因突变的筛查试验。一篇系统综述纳入了多项对照试验的元数据，这些试验纳入了根据遗传背景接受个性化高危估计值(通过行为改变可以降低疾病风险)的成人，结果表明，交流高危估计值并不能促进健康行为以降低风险[58]。虽然在表观遗传学研究中仍然没有证据，但不应期望它与其他分子检测(例如遗传学或基于蛋白质组学的检测)有区别。
在进行表观遗传风险评估后采取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为了更好的健康而具备理解和应用表观遗传信息的能力。个人获取和了解健康信息以便就保健、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称为健康素养[59])作出决定的能力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很大差异。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德国非糖尿病成年人的健康素养技能与糖尿病风险之间的联系，结论是低健康素养与增加2型糖尿病风险的行为相关，如吸烟、不活跃的生活方式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在健康素养低下和其他疾病(包括精神疾病[61]、癌症筛查[62]或COVID-19大流行[63]等)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相关性。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和日常活动的身体限制(例如限制慢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健康素养不足或存在问题[64,65]。
表观遗传学的内在复杂性可能会阻碍我们理解以下信息:表观遗传学如何导致疾病风险，或者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环境暴露或生活方式来改变表观遗传学。因此，那些健康素养较低或存在问题的人群会根据他们的表观遗传特征表现出适应生活方式或暴露的问题。即使我们假设表观遗传生物标志物可预测风险，并且最重要的是可用于监测降低风险的干预措施的结果，但由于健康素养方面的不平等，潜在获益将无法惠及所有人群。
必须再次提到的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暴露于有毒环境来改变我们表观基因组的推测能力导致了更弱势人群的歧视或污名化。人们如何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之更健康，这是值得怀疑的。制定旨在促进公民健康习惯和环境的公共政策，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将有助于这一变化。政策侧重于行为改变(个人生活方式)，政策要么希望为人们提供做出更好决策的资源(例如，赋予他们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经济资源等)，要么修改引导这些选择的相关社会配置(例如，轻推、税收、禁止某些产品，等)有可能引入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图2)。另一个应该考虑的变量是将表观遗传特征有效地逆转为更健康状况所需的时间。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还是一辈子的时间?
这一前瞻性责任愿景的另一个相关方面与跨代表观遗传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和习惯会通过配子的表观遗传特征对后代个体产生影响[66]。谁对这种传承和它的质量负责?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有可能在个人和集体(社会)层面上对我们在污染物暴露或生活方式等问题上的“不当行为”负责?关于我们将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伦理问题，可能还包括下一代的表观遗传学问题。
来源：https://doi.org/10.1186/s13148-022-01263-1
